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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賭國運的決斷!中日韓電子產業崛起的奮斗史

        發布時間:2020-11-06發布部門:總裁辦公室

        誕生了三次工業革命的歐美國家,對于其先進工業往往有著嚴密的保護,也會有意無意卡后進國家的脖子。


        以巴西為例,巴西政府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扶持民族工業,結果不久后,國內就發生了政變,親美派上臺,隨之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技術、開放本國市場,并大幅提高服務業占比。60年代初,外資控制了巴西90%的汽車制造業、70%的機床制造業[1]。


        這種“強行去工業化”幾乎發生在每一個拉美國家,導致原本經濟基礎好、受戰爭影響較小的拉美地區,被永久地釘在了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底端,再無力沖擊高端產業。


        但同一時間,飽受戰爭摧殘的東亞,卻開始迅速崛起,在電子產業中實現了趕英超美,而且有兩個鮮明的特征:建制化突破、互虧式發展。


        建制化突破:目前,東亞地區不但生產了90%以上的智能手機、筆記本電腦、臺式機、還在電子元件生產領域占到了絕對優勢。而在四大泛半導體領域(芯片、面板、LED、光伏),東亞的產能幾乎就代表著整個世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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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同時,東亞地區還誕生了大批世界級消費電子品牌,從80年代的索尼松下、到2000年后的三星電子、華碩、HTC、到如今的HVOM。東亞幾國“成建制”地實現了突圍。


        互虧式發展:不同于中東國家建立歐佩克哄抬石油價格,歐洲國家攜手保護飛機、汽車價格。東亞幾國在面板、存儲芯片、半導體代工等領域的對決異常激烈。這種互虧式發展有三個顯著特點,在DRAM 存儲芯片體現的淋漓盡致:


        (1)市場規模很長時間內,都有一個隱形的天花板,增產不增收。從1994年韓國在DRAM技術上追平日本開始,DRAM芯片產能急劇擴大,但市場規模在長達20年內都沒有擴大, 甚至多次萎縮,原因就是慘烈的價格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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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991-2016年 DRAM市場規模

        (2)頻繁爆發價格戰。比如從1994年開始,日韓之間不到10年就爆發了三次大規模的DRAM價格戰,多次出現“生產一片虧損一片”的局面。

        (3)高昂的投資,導致沒有玩家愿意接受退出,只能選擇死磕。08年金融危機期間,三星以單季度虧損6700億韓元的代價向中國臺灣的DRAM廠商發動價格戰,當地廠商倉促之下被迫應戰,最終導致7年近一萬億新臺幣的投資付諸東流。

        總體收益不增長、競爭者內向求生,失敗者不允許退出,這種局面套用一個時髦的詞就是內卷:

        寧愿虧死自己,也要餓死同行。

        東亞地區產能的霸權,卻帶不來定價的霸權。這背后其實是泛摩爾定律給東亞這個工業追趕者留下的后門和陷阱。而內卷的終局會走向哪里?本文將從五個角度進行探索:

        1. 摩爾定律:追趕者的后門

        2. 內卷之路:契約內的血酬

        3. 何處破壁:賭國運的決斷

        4. 賽道爭奪:新東亞的出口

        5. 產業對決:挑戰者的使命


        摩爾定律:追趕者的后門


        所有后發工業國都會面臨一個難題:很難進入巨額利潤產業,對領先者實現超越。

        如果觀察世界各國出口強勁且毛利頗高的產業,比如美國的飛機、能源、汽車,德國出口的汽車、機械設備、化學制品,以及法國出口的飛機、汽車、制藥,會發現這些出口王牌,都有幾個顯著的特點:

        一是漸進式創新,核心技術早已成熟、每一個微小創新都需要長期的工藝、數據積累。二是依賴基礎科研,如材料學、物理學等,但基礎領域的技術成長曲線非常緩慢。三是供應鏈固化,零部件藕合度高、供應商關系緊密,外部供應鏈打入極難。

        總結起來就是,領跑者圈子文化、強者恒強,后來者一步落后、步步落后。而如果不能進入這種高利潤行業,卻又非要強行工業化的話,就又會陷入一個發展陷阱:

        強行工業化---進口外國工業設備---制成品沒有競爭力無法出口----外債高筑---遭遇經濟周期打擊---匯率崩盤---喪失融資能力---失去繼續工業化資金---結束工業化進程。

        大量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,其實是在不斷演繹這個劇本。比如巴西1980年代,推出了“5年投資3720億美元”的計劃,其中超過一半資金是舉借外債。但由于產品技術含量低、競爭力弱,出口賣得并不好,最終功虧一簣。

        這種刀劍舐血式的經濟發展,遭遇危機不堪一擊的狀況,成為了經濟學領域中“桑巴效應”這個名詞。緊隨其后的還有“龍舌蘭效應”、“探戈效應”,洋溢著一派拉美風情。

        既有工業先進國的打壓,又有強行工業化陷阱,后發國似乎很無望。直到摩爾定律,在電子產業上打開了個“后門”,即芯片上的晶體管密度每隔18個月就翻一番。

        如果其他行業也能用上摩爾定律,那么航天飛機的速度早就提升到300倍光速了。但絕大多數行業都由能量守恒的物理定律支配。摩爾定律則是產業的人為約定。

        半導體的研發得益于材料更改、工藝提升、電子效應等物理屬性,其效率會呈現指數級改變,因而,摩爾定律大行其道。而在面板、LED、光伏等泛半導體領域,也存在成本、效能指數級下降的狀況:

        面板有京東方的“王氏定律”,每三年價格降50%;LED有“海茲定律”,價格每10年將為1/10、輸出流明增加20倍;光伏領域,過去十年發電成本下降了82%,平均下來每年下降16%。

        在摩爾定律的拉扯下,終端性能爆炸式的提升,讓任何領先者都無從保持優勢。保持優勢。即使是蘋果、三星這種絕對巨頭,也一直面臨競爭壓力,一年一更新都會被對手嘲笑技術落后。如果領先者稍有懈怠,就會被追趕者一把趕上,這在汽車、航空、醫療等領域是無法想象的。


        摩爾定律的另一面是產能的指數增長,這意味著早期投資難以積累起規模優勢。后進者的新工藝新設備,反而可以形成產能優勢。而先進者的落后設備,反過來變成了累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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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面板領域,先發者積累的產能并未形成優勢

        1994年,日本液晶面板產量占到全球的95%,但這些產能大部分都是1、2代線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,日本并未升級產線,結果2年后,就被猛砸3代線的韓國超越。而2003年到2007年間,臺灣地區大舉引入5代線,年產量4年增長了8.5倍,最終超過了韓國。

        2009年之后,大陸加入戰局,把投資焦聚在高世代的8.5代線、甚至10.5代。最終在2018年一舉超過了韓廠,并在2020年生產了世界上幾乎一半的面板,實現了后發者的勝利。

        正是摩爾定律的存在,給了東亞國家和地區趕英超美的窗口和希望,也造就了大名鼎鼎的“東亞模式”。如今,電子產業占東亞地區總出口額的3成以上。相比之下,歐美國家中只有美國的電子產業出口占比超過10%,英法德平均下來甚至低于5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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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然而,摩爾定律帶來的除了東亞電子產業的騰飛,也留下了一個陷阱。

        內卷之路:契約內的血酬


        電子產業既沒有被印度、南美抓住,也沒有被歐美強行留給自己,而之所以成為東亞的盛宴,有其必然性:這是一個對勞動力和資本消耗的無盡賽道。而只有東亞國家,符合這個賽道的全部要求。

        消費電子產品的生產有著非常鮮明的獨特性:除了打造品牌和操作系統以外,電子產品的組裝和模組生產,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青年勞動力,而且是可以機械化生產、軍事化管理的勞動力。

        畢竟,一條手機組裝產線少說也有五六十道工序,需要將近70個工人流水完成。而手機里的模組拼接就更難了,比如攝像頭的組裝在無塵潔凈室中進行,以確保相機不落灰塵影響拍照效果,這就對工人操作要求非常高,需要正規的培訓、以及嚴謹負責的態度。

        作為蘋果最大的代工廠,富士康在中國大陸設有36個工廠,其中有6家工廠專門組裝蘋果手機等產品,這6家工廠就有員工近80萬人。根據庫克的描述,在中國,哪怕是午夜,一個電話就能調動數以萬計的工人。

        在歐美國家,沒有哪家企業敢以這種強度消耗勞動力。而在中東和南美,也找不到這么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:兩地人口之和也不及中國多,并且分散在四倍于東亞的廣袤土地上,唯一能提供電子產業需要的人力資源的,基本上只有東亞和南亞。

        而資本方面,高代際產線需要的錢越來越多,單個晶圓廠投資成本最高已經達到百億美金,而且還需要持續投資。以臺積電為例,2019年收入340億美元,凈利潤117億美元,但當年資本開支也高達152億美元,也就是說賺的錢轉手就去買設備了。這種規模的投資,只有東亞國家和地區能負擔。

        總結下來,這種超級重資產的生意,和高回報的互聯網、穩定賺錢的飛機汽車相比,歐美不屑一顧。而南美、印度玩不起,勞動力密集、儲蓄率高、政府財政投資意愿強的東亞,最終成為摩爾定律的戰場。

        那么在東亞國家卷的飛起的同時,歐美國家在做什么呢?

        首先是給東亞競爭的雙方賣“軍火”、賺生產端的利潤。東亞電子公司互相競爭基本是靠買高級設備。做面板、半導體代工,競爭壓力大,甚至不賺錢,但賣設備的美國應用材料、泛林電子等公司利潤卻蒸蒸日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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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另外則是造生態、收割消費端的利潤。在臺灣地區生產全球筆記本電腦的時代,美國選擇了打造windows和x86生態,“系統+CPU”的Wintel聯盟收割了電腦產業絕大部分利潤。一臺電腦5000元,聯想和華碩只能賺上100多元;單價1000-2000元的CPU,英特爾可以賺上一半的利潤;而邊際成本接近0的操作系統,微軟則賣到1000多元。

        隨后,日本索尼、韓國三星、中國臺灣的和碩、大陸的聯想,以及新興的華為、小米,殺得越狠,Wintel越穩。

        移動時代,安卓+Arm的新組合,躺賺著看三星華為等一干品牌激烈競爭。蘋果生態鏈也如此,2019年,中國Apple Store上的蘋果抽成收入高達200億美元,相當于5個富士康或30個立訊精密的利潤。

        東亞企業電子淘金熱時,歐美牛仔們就悠然做著賣水人。而且壟斷性越來越強,邊際成本越來越低。這種躺賺的狀態,保證了歐美企業把精力放在基礎理論研發等領域,壁壘反而越來越高。

        2015年,美國企業投資了全部基礎研究費用里的28%,英國企業則是約23%,而中國的企業即使在近幾年快速增長后,到2019年也才不過3%。

        東亞地區雖然也做出了大量創新,但卻基本集中在工藝提升上,一旦技術路線改變,大量經驗就難以復用。

        企業是由人構成的,歐美和東亞企業命運的不同,也造就了職員不同的生存狀態。在中國職場,“35歲之后怎么辦”是所有高級職員的終極之問。而同樣的話題在歐美卻是匪夷所思,公司好不容易培養出一個老專家,怎么會在黃金年齡開除?

        東亞終于看到了摩爾定律契約的反面:血酬。在工作時長上,東亞國家一騎絕塵,最熱衷于發動價格戰的韓國,工作時長一度達到恐怖的3000小時,是德國工作時長兩倍多,巔峰時期的韓國,更是達到了全民996的地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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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953-2017年,平均年工作時長

        這種獻祭式的追趕,讓韓國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江漢奇跡,也創造了全球倒數第二的生育率,韓國急速沖向老齡化。而日本、中國的老齡化也日漸令人擔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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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960到2015年,韓國的生育率變化

        在這個人口最稠密、最喜歡儲蓄的東亞地區,大眾把時間、精力、身心,甚至“多子多?!钡膰裥远寄昧顺鰜?,創造出了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,也創造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范圍的內卷地。

        何處破壁:賭國運的決斷


        對于困境,東亞玩家們并不是沒有體會,也一直在尋找破局路徑:韓國采用了“極致內卷”、中國臺灣采用了“金牌管家”、日本采用了“據險扼守”等不同策略。

        內卷存在,是因為有無窮無盡的追趕者,不斷拉低利潤。那么有沒有可能通過最殘酷的戰斗,徹底把對手消滅,也震懾追趕者們不敢再來,從而終結內卷呢?

        于是,韓國選擇了發動高烈度,賭博式的競爭來消滅對手。換句話說,就是把自己卷到死,讓對手無路可卷。


       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,韓國金融體系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,不少國民甚至把金銀首飾捐給國家補充外匯。但同時期的三星依然繼續加碼投錢,擴產面板和內存芯片,可謂“男子當戰,女子當運”。在三星眼里,危機就是消滅對手的良機,減產是不可能的,這輩子都不可能減產。


        日本面板產業率先被三星斬落馬下,隨后,日本和中國臺灣的存儲芯片也被打的奄奄一息,行業內只剩下了相對佛系的美國美光和韓國三星、海力士。拿下內卷短暫勝利的韓國廠商,年利潤一度高達400億美元。

        然而,極致內卷的副作用也很明顯,大財閥對國家經濟的綁架越來越緊,死亡、稅收和三星,是韓國人一輩子都避不開的事務。而一家企業大到如此,社會體系要想健康,也就無從可談了。更加尷尬的是,隨著中國大陸這個巨型玩家進場,三星前面的投入都像是九牛一毛。

        相比拼命三郎般的韓國,中國臺灣考慮到地緣政治和島內狀況,選擇成為“金牌管家”。和產業各巨頭做捆綁、為各巨頭做代工,老大有口肉,自己跟著喝口湯。

        臺灣的IT教父施振榮曾經評價說:臺灣是世界的朋友,三星是世界的敵人。因此,施振榮提出了制造業微笑曲線,創造了宏碁(Acer)品牌后,又創立緯創干起了代工的活。

        除了生產iPhone的富士康、臺灣地區的5大電腦企業(仁寶、廣達、聯寶、英業達、緯創)生產了80%以上的電腦,隨后貼上惠普、戴爾、聯想的logo銷往全球。即使是在芯片制造頂端的臺積電,也是從服務美國芯片公司起家、服務蘋果等公司壯大,絕不和客戶搶生意。

        “管家”的戰略,對于一家企業而言,也許最優策略,但如果一個地區集體甘當打工仔,就未必是幸事了。

        當年,臺灣手機品牌獨苗HTC被三星擊敗,直接導致臺灣產業鏈失去了自我升級的主動權,只能把全島希望寄托在蘋果身上。但蘋果不會用聯發科的芯片,觸控屏、鏡頭等業務也陸續轉移到了大陸。

        比起韓國和臺灣地區,日本放棄了激烈競爭,選擇佛系做研發,卡住一些市場小但繞不開的產業關鍵位置。

        比如在電子被動元件領域,日系公司是絕對霸主。村田和TDK兩家就占據全球近80%份額,收入過百億美元。而半導體材料領域,日本也占據了6成以上份額。19種主要材料中,日本有14種市占率超過50%。最新一代EUV光刻膠領域,日本的3家企業申請了行業80%以上的專利。

        與此同時,日本在精密儀器、工業機器人等領域取得了不俗成績。日本東京電子、Cannontokki等設備公司都陸續崛起,打破了歐美在半導體設備領域的壟斷。

        日本之所以可以選擇這條路,是因為三個優勢:首先和韓臺相比,有汽車這張硬牌,擁有產業騰挪的空間;其次,日本人崇尚的“工匠精神”,可以確保他們在材料領域深耕細作。另外,日本基礎學科也很扎實,16個諾貝爾獎得主中,有6個屬于化學領域。

        但日本的轉型依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。無論是材料、還是設備,合計也不過是一千多億美元的市場,和電子產業相比并不算大。而曾經風靡世界的日本品牌,幾乎遭到了全方位的打擊,消費電子的八大金剛,除了索尼以外,都逐步從消費者視野中銷聲匿跡了,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蘋果、中國的華為。

        韓國和同行死磕、中國臺灣“找大哥”、日本佛系“退守”,都取得了一些成就,但也都沒有沖破美國的籬笆,沒有拿出真正和美國較量的產業利器。而中國要想真正實現突圍,似乎只剩下一條路:和美國核心賽道正面對決。

        賽道爭奪:新東亞的出口


        美國的核心賽道有兩個:下游大利潤賽道和上游卡脖子賽道。

        東亞生產了絕大多數的終端產品和零部件,但這些電子產品組成的信息科技產業里,美國的IT公司足足占據了整個行業70%以上的市值。這意味著電子產業改變世界的收益,還是被技術發源地美國賺到了自己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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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雖然硬件自主化是國家命脈,但賺錢效率確實不如互聯網。全球市值最大的10個企業中,互聯網占據了6個半(蘋果算半個)。而即使在美國,所有半導體上市公司市值之和,也不及半個蘋果。這個現象正是美國的典型策略:

        放棄中游的重資本、重人力,在下游應用領域收割大量利潤,隨后補貼上游的研發環節,上游卡脖子,下游賺大錢。

        通俗點說,這就是美版“貿工技”。然而,這個模式行得通的基礎在于,美國常年雄踞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,又擁有全球通行的文化影響力,因而美國在攫取消費端利潤的效率遠超其他國家。

        縱觀全球來看,中國是唯一一個可以在下游市場復制美國的國家。2019年,中國整體消費市場規模超過41萬億人民幣,接近6萬億美元,和美國6.23萬億美元相比,只有不到5%的差距。預計到2020年,中國就可能超越美國,坐上其雄踞大半個世紀的全球最大消費品市場的王座。

        而當龐大市場的利潤源源不斷輸入到中國科技企業后,他們就可以攻堅上游科技。

        比如阿里巴巴,在電商利潤的反哺下,打造出了自研操作系統的云計算體系。華為,也正是在通信設備和手機上賺到了錢,才有能力在10年投入了6000億元,進行5G、海思芯片研發。騰訊也有三大人工智能實驗室,還投入10億來設立“科學探索獎”獎勵基礎科學研究,舉辦騰訊科學WE大會、騰訊科學周。

        這些推動科研的舉措,無疑都建立在公司豐厚的現金流基礎上。而中國互聯網公司也開始出海發展。最為耀眼的自然是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。短短2年時間,單美國業務就做到了500億美金的估值,相當于中國大陸本土最大的電子代工廠立訊精密,創業十幾年、雇傭13萬員工的市值。

        而事實上,新興電子和IT技術應用市場,已經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了“中美雙頭格局”。2020年胡潤獨角獸報告稱,世界前586個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科技新興企業(又稱獨角獸)里,有227個來自中國,233個來自美國。而這些獨角獸,高度集中在電子商務、人工智能、金融科技、軟件服務、共享經濟等ICT技術的應用端。

        不同于韓日和中國臺灣的“躲避”,中國大陸在應用端緊緊咬著美國企業。而中國互聯網的出海,也顯然挑戰了美國互聯網的壟斷,導致美國“下游支撐上游的大循環”的根基出現了松動。最終,美國放棄自由主義,用禁令用“卡脖子”來遏制華為,甚至總統親自下場指揮對TikTok強買強賣。

        美國的極限施壓,似乎正表明,中國大陸的正面對決,正是突圍的正確選擇。

        產業對決:挑戰者的使命


        今年9月16日,代表全美國半導體營收95%的半導體行業協會(SIA),攜手著名的波士頓咨詢公司(BCG),發布了一篇重量級報告:《政府激勵計劃與美國半導體制造的競爭力》。

        這份不長的報告配合其詳實的數據和圖表展示了這樣一個核心主題:作為曾經的集成電路領域的發明者和領航者,美國的半導體制造業目前正在被全球尤其是東亞越拋越遠。

        但實際上這份報告既是事實,也是嬌嗔。因為美國制造業的核心,從來都不是龐大的規模和高超的工藝,而是充當一個布鏈者的角色。

        美國在攻克一項新技術后,往往會只抓卡脖子和產生利潤的部分,而把其他環節拋灑向全球。一旦某個環節的承包商開始向其他環節伸手時,美國就會扶植小弟來反擊,并對挑戰者發動產業打擊,這也是為什么東亞總是在周而復始的進入產能戰爭的重要原因。

        著名智庫“機工戰略”的陳琛總結了美國發動打擊的五種武器:標準規則先行、基礎能力控制、價值單元鏈控、平臺軟件支撐、創新生態驅動。而這五點層次遞進并互為基礎,如同一張天網,密不透風,讓任何挑戰者都會不自覺的望而卻步。

        (1)標準規則先行,在通信行業,高通把自己的大量專利運作成了行業標準。因此產業里的任何挑戰者,要遵守標準,就要屈從于高通的專利網、繳納專利費。

        (2)基礎能力控制,把核心基礎材料控制在手里,比如電子產業的芯片、醫療影像設備行業的CT球、燃氣輪機的精密冷卻孔制造技術;這些頂級技術都在美國公司手中。


        (3)價值鏈單元鏈控,把各個環節的基礎玩家,進行互相嵌套鏈接,實現“一榮共榮、一損俱損”的產業聯盟,比如芯片領域的制造、設備、材料等環節各公司聯合研發,每種光刻膠都對應特定的設備和工藝,形成閉環,而核心依然是美國公司。


        (4)平臺軟件支撐,平臺負責嵌入整個產業鏈,不斷正向積累數據,同時形成網絡效應。比如工業設計的仿真領域,美國ANSYS、MathWorks、Altair三家公司占到了全球50%市場份額。半導體設計領域EDA軟件,美國Synopsys(新思科技)、Cadence(鏗騰電子)和MentorGraphics(明導國際,2016年被德國西門子收購)三大公司則占據了80%以上份額。


        (5)創新生態驅動,這是所有招式的最終一招,以產生新的產業鏈來實現布鏈,特斯拉就是近期的代表。美國創新了產品,屬于零部件的電池,則先讓中日韓三家一起競爭。

        在看到美國范本,也感受到布鏈者威力后,中國的轉變方向也十分清晰:從制造者,走向布鏈者;從身強力壯,變成手持利刃。

        在新能源車、光伏、航空航天等領域,并不一定要追求“全球產能盡在我手”,而是要細究“五把武器”中我們手里握幾柄。部分生產環節的全球散鏈、也能讓更多的國家和中國結成“一條鏈上”的共同體,而不是讓他們成為低成本的競爭者。


        內卷之所以成為內卷,本質上還是因為被布鏈者拉入了眼前的一畝三分地,拓荒,才能走出內卷。

        尾聲


        研究機構Global Firepower每年都會發布一版“全球軍事實力排名”,在其2020年的排行榜中,日本和韓國分列五六位,僅次于美俄中印,越南和泰國分別排在22位和23位。買了一堆過時武器裝備的臺灣省,單拎出來也能排在全球第26名,超過后面一片發達國家。

        把東亞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扔到歐洲,都至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區域性大國,東亞也因此被網友戲稱為“地獄模式”、“怪物房”。這種全世界最艱難的生存模式,也催生了全世界最勤勞的人民。

        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催生出口導向型經濟,再通過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實現彎道超車,這種模式被稱為“東亞模式”。這種發展思路誕生了四小龍和中國奇跡,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形成財富焦慮、資產泡沫以及無法提振的生育率。

        無論是韓國用極致內卷塑造壟斷地位,還是日本佛系研發卡住產業鏈的關鍵位置,抑或是越南和東南亞國家對著產業鏈轉移躍躍欲試,都是為了讓本國人民的勤勞,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有一個合理的定價。

        但對于人口是日韓總和7倍的中國來說,我們通關游戲的難度則要大的多——既要完成主線任務,又要完成支線任務:我們需要學習韓國的產業鏈控制力,也要學習日本的基礎研發;要防止制造業大規模流失東南亞,也要追上英美在品牌和創新上的腳步。

        只有這樣,才能讓14億人共同享受產業升級的紅利,而非只讓一群五環內的少數人永遠先富。擺脫打工人的宿命,超越甚至顛覆“東亞模式”,是中國產業升級、攻堅高科技頂峰的最大意義。


        本文來源于遠川研究所,侵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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